快哉亭(新)

快哉亭与苏轼、孟子

  快哉亭，在徐州市区快哉亭公园内。这里是老城墙的东南角，民间俗称“拐角楼”。

  寻根历史，北宋神宗熙宁十年，徐州节度使李邦直，在唐代徐州刺史薛能所建的阳春亭旧址重建新亭。他是苏轼的朋友，适逢苏轼来徐任职，特请苏轼为新亭命名。亭子居于高台，坐北朝南，暑日登临，清风爽怀。苏轼步入亭内，心情舒畅，挥毫作赋：“贤者之乐，快哉此风……” 苏轼这篇《快哉此风赋》，就是该亭名称的由来。从此，唐代的阳春亭改名快哉亭。苏轼任徐州知州时，常同宾客前往避暑，每当清风徐来，不禁连呼“快哉！快哉！”现在的快哉亭，仍在快哉亭公园高出地面五米多的一座院落里。亭为庭院的主体，配有花木秀石和碑记，古朴典雅。院外的池塘植莲，是以“阳春观荷” 四字成景的，自古列入古彭八景之一，传承唐代阳春亭文化内涵，旨在尊重前人。

  近千年来，快哉亭屡毁屡建，明清两代曾多次重修快哉亭，亭内除在正中方位悬挂苏轼手书“快哉亭”匾额之外，另有“快哉 快哉”、“果然快哉”等名家题书。游人凭着直觉，总以为是说到此避暑，凉风爽怀，给人快意。但一经品味《快哉此风赋》的字句，便有新的认知。苏轼将“快哉此风”，定格为“贤者之乐”，意蕴决非寻常。

  从苏轼坎坷的人生考察，苏轼遭遇当朝权贵排挤，宁愿离开中央朝廷，下往地方做官，走马上任，熙宁末年从密州来徐任知州不足两年，于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年三月又离徐调往湖州，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八月，因“乌台诗案”遭人诬陷而下狱，受尽痛苦，出狱后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。元丰六年（1083年），与苏轼同谪居黄州的张梦得，为观览江流，在住所西南建造了一座亭子，也请苏轼取名，而苏轼再次选定“快哉亭”的名字。并且也为亭作词，写成《水调歌头·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》。这篇作品，为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。苏轼先后分别为徐黄二州的快哉亭写作，黄州之作是基于徐州之作写成的。经受苦难磨励，思想升华，他以“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”的佳句，从贤者之乐的境界，进而展示身处逆境，大气凛然的精神风貌。惊世骇俗地向世人昭告：任凭宦海沉浮，命运多舛，只要具备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，就能超凡脱俗、刚直不阿、坦然自适，在任何境遇中，都能处之泰然，感受到快意无穷的千里雄风。如此坦荡的人生态度，显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。

  文化精神是经过传承而开拓的。最先领悟“浩然之气”的人是孟子。《孟子·公孙丑》云：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”，“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。”认为做人有了浩气长存的精神力量，面对外界一切巨大的诱惑也好，威胁也罢，都能处变不惊，镇定自若。这也就是孟子曾经说过的：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。苏轼博学，他对儒、道、释三家思想文化精髓都有所接受，透过快哉亭的故事，明显可见，恰是儒学先哲启迪了他的智慧。

放鹤亭

招鹤亭

放鹤亭、招鹤亭与苏轼、张天骥

  徐州云龙山的文化渊源，具有多元性。此山的知名度，与苏轼的影响力有着密切关系。从北麓登临云龙山顶，进入“张山人故址”的院门，场地开阔，几处景观都凸现一个“鹤”字。放鹤亭坐东朝西，飞檐高翘，展翅欲飞。观赏亭门，苏轼题书“放鹤亭”匾额的两侧，用其诗句作楹联：“窈窕山头井潜通伏涧清；欲知深几许听放辘轳声。”那口古井，名叫饮鹤泉，就在放鹤亭旁。往南十余米高耸的亭台，又叫招鹤亭。放鹤、饮鹤与招鹤，蕴含着怎样的情节？只有解读苏轼的文学作品，才有所知晓。

  苏轼在徐州写下的诗文中，有个人物频频出现，他就是云龙山人张天骥。除许多诗篇标明为他而作，苏轼散文的代表作《放鹤亭记》，也是专为他写的。此文属于文学经典，收入《古文观止》。云龙山的闻名遐迩，有赖于《放鹤亭记》。张天骥这个原本寻常的山野村夫，凭着苏轼诗文也陡然提升了知名度。一位朝廷任命的州城最高长官，不仅跟这个平民百姓情投意合，而且张山人驯养的两只白鹤，也构成苏轼笔端的重头戏。这究竟为的什么？

  张山人家住黄茅冈，有田宅、花园，筑有草堂。他爱好诗文、音乐、种植花木，饲养仙鹤陶冶情操，躬耕农田，闲时入山采药。他与父母都深受道家思想影响，张山人不求闻达，不愿婚娶，侍奉双亲，品行高尚。苏轼赞赏他的闲适生活，诗云：“读书北窗竹，酿酒南园水”，“堂成不出门，清名满朝市。”他们二人所以投合，因为苏轼早年就曾受到道家思想的熏陶，后来对儒、道、释三家文化思想都有研究，理念上有了共识。尤其苏轼仕途坎坷，在政治上屡遭挫折，因而向往遁迹山野的隐士生活。张山人清高、避世、宁静的日子，是苏轼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。

  张山人与双鹤的事情，《放鹤亭记》这样记述：“熙宁十年秋，彭城大水。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，水及其半扉，明年春，水落，迁于故居之东，东山之麓。升高而望，得异境焉，作亭于其上。”接着，就亭上所见展开视野：“彭城之山，冈岭四合，隐然如大环，独缺其西一面，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。春夏之交，草木际天，秋冬雪月，千里一色。风雨晦明之间，俯仰百变。山人有二鹤，甚驯而善飞。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，纵其所如，或立于陂田，或翔于云表；暮则傃东山而归。故名之曰：放鹤亭。”所写的人居环境，适宜隐士修心养性、避世离俗。所写仙鹤的独立与飞翔，象征隐士的人格魅力，和人生境界。苏轼常与朋友来亭饮酒玩赏，文中写他与山人的游宴之乐，通过鹤与酒引古证今，嗜好养鹤是隐士的雅事，却是帝王所不能享受的，春秋时卫懿公就因好鹤而亡国。又借古人言志，纵酒狂歌是隐士的爱好，晋代的刘伶、阮籍就如此保全真情，名传后世。透过云天翔鹤与隐士风尚，折射出苏轼在政治失意时的超然心态，和他向往清闲高远，逍遥自在的人生追求。

  《放鹤亭记》篇末的放鹤歌：“鹤飞去兮，西山之缺。高翔而下览兮，择所适。翻然敛翼，宛将集兮；忽何所见？矫然而复击。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，啄苍苔而履白石。”写张山人放鹤，那是以鹤的状态再现自然与生命的原始意味；而招鹤歌：“鹤归来兮，东山之阴。其下有人兮，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。躬耕而食兮，其余以饱汝。归来归来兮，西山不可以久留。”写山人招鹤归来，笔锋一转回到人间，则是隐士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山人驯养的双鹤，清纯、高雅，远离世尘的烦恼，在此已是人的精神化身。人与鹤结成了一体，那仙鹤是谁？恰似文章的作者苏轼。

  清代诗人朱迈《云龙山》诗云：“名山与高士，人地两相倚。”而今，当人们游览放鹤、招鹤、饮鹤的山水景观，自然思念双鹤的人文情节。从那飘逸洒脱的鹤影，让人领略到苏轼豪放无拘的性格，及其对人生哲理的探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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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道亭

泗水亭

芒砀山刘邦斩蛇碑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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